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考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有必要适当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在八大会议上，钱之光就“二五”计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发了言。

　　八大提出的方针和具体部署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后来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都要求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多地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许多行业都“放卫星”，高指标、瞎指挥、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生产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控制。

　　钱之光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上述“左”的思潮冲击下，仍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跟风”，不“放卫星”，对于一些明显不符合科学的行为，则进行耐心说服和劝阻，保持了纺织工业较为顺利的发展。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纺织工业虽然没有“放卫星”，但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生产指标不断加码的现象。

　　一是不考虑客观条件，盲目增产。1957年全国棉纱产量465万件，1958年增加到695万件，增长49%；1959年又增加到843万件，又增长21%。加工工业增产的幅度大大高于棉花产量的增长，结果不仅当年增产的原棉全部用完，连正常生产需要的周转棉也都吃光用尽。1960年棉纱产量降到602万件，1961年下降到368万件。

　　造成纱布生产大起大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棉花生产作出了不恰当的估计。1958年本是一个丰收年，棉花产量可以比上一年度增产20%；但在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下，有些人头脑发热，认为当年棉花产量可以达到1.4亿担，比1957年增产3倍多，“棉花多得用不完”。不久就发生棉花供应不上的情况，于是又对棉花估产一再压缩，从1.4亿担压到4000万担。钱之光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棉花产量不可能超过4000万担，因而在纺织生产安排中坚持留有余地。尽管当时很难制止这股“左”的大浪，但在纺织系统内尽可能减轻了损失。

　　二是机器高速运转问题。这是纺织工业在大跃进时期争论最激烈、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期，钱之光听从陈维稷副部长的建议，提出了1个棉纺锭子1年生产1件纱的目标，对挖掘生产潜力起了积极作用。钱之光和部党组对于机器速度问题的看法是明确的：合理提高机器速度是可以的，但不能千篇一律，无节制地提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上的可能、经济上的合理和生产上的需要。然而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些地区和企业刮起了一股“高速化”的风暴。当时有一种论调，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纺织工业就要提高机器运转速度，否则就违反总路线精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单位盲目加快机器速度，细纱机锭子的速度开到每分钟15000~18000转，造成的后果是原材料、电力消耗剧增，设备磨损严重，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而生产效率反而严重下降。

　　为了纠正这种做法，钱之光和部党组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4月，纺织工业部在青岛召开全国棉纺织工业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会议由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张琴秋主持。会上争论非常激烈，一些地区的代表大肆鼓吹“高速化”的观点。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代表则强调多快好省要全面抓，不能偏废。张琴秋打电话向部党组请示汇报。钱之光表示，坚持部党组的意见不变，不开口子。他派纺织设计院院长俞鲤庭带着会议总结稿到会上表明部领导的态度。这样，一场重大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同年10月，纺织工业部又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高速度、高产量必须在高技术、高质量的前提下实现。10月27~11月6日，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提出“四高、四省”的方针（四高指高速度、高产量、高质量、高技术，四省指省电力、省原材料、省劳动力、省财力）。1959年7月，纺织工业部又在西安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大会，再次集中讨论车速问题，要求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做到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为了更好地纠正“高速化”的倾向，钱之光还动员有关报刊加强正面宣传报导，在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职工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科学生产发展观。1958年11月15日，纺织部机关期刊《中国纺织》杂志发表《注意做好提高车速的工作》的社论。1959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纺织工业发展抓什么》的社论。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加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这场车速问题的争论逐步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