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末，满清皇朝日落西山，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许多有志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强国之法。回国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顽强奋斗，建立了功勋。钱玄同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一位。

　　《新青年》的干将 在１９１７年《新青年》发端的文学革命中，熟悉封建文化的钱玄同，针对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势力的桐城派和文选派，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两种文妖，并在《尝试集？序言》中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作了白话文章，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种垃圾旧典故、肉麻的辞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作文章，那么会作文章的必然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作文章的高贵身份，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一针见血揭穿了卫道者们抱住旧文化不放之目的在于垄断文化。 钱玄同还敏锐地将文学革命与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认为倡导白话文，就是“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所以“对那些腐臭的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基础稳固”。将斗争矛头，直指旧文学赖以生存的“阶级制度”。 文学革命大旗举起后，为壮大文学革命声势，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１９１８年３月，在《新青年》四期三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反对新文化运动顽固派身份写《文学革命的反响》，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攻击《新青年》；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作《答王敬轩》，洋洋万言，痛快淋漓地把王敬轩所列罪状，一条一条，驳得体无完肤。一时反对声浪大高。有作文为王敬轩鸣不平的，有写信直接责问《新青年》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还在上海《新申报》上自撰文言文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钱玄同，希望军阀来镇压文学革命。“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 鲁迅的《狂人日记》，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其特有的深刻性，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有力地推动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战斗实绩，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钱玄同是《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当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碑贴，研究版本，钱玄同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杂感录”中看到鲁迅有深刻敏锐的洞察力、犀利明快的文笔，有写小说的天才条件，就极力怂恿他写小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在《自叙传略》里又说：“初做小说是１９１８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